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，产业结构变化，能源也面临转型，碳市场由此而生，并以实现“双碳”为主要目标。但“碳市场”这一概念对很多企业来说还很新鲜，它指的是碳排放权交易，简单讲是将二氧化碳的排放权当成商品一样来买卖。中国的碳市场建设自2011年从地方试点起步，以碳排放大户发电行业为突破口，是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工具。

在上海社科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梁朝晖看来，中国的碳市场本质上是政策产物，而非一般买卖交易的商品，它作为约束性政策可以倒逼企业降低碳排放，并与CCER（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）、绿电交易（指电力用户通过电力交易平台对接光伏、风电等发电企业，购买在生产过程中二氧化碳排放量为零或近趋于零的电力。）等政策手段，共同构成一套组合拳。因此，她认为，碳市场活跃应该是一个结果，而不是一个目标。中国发展碳市场，更重要的是看这个市场对能源结构转型的作用，在保障经济发展、能源安全的前提下，有序地实现碳减排。 

记者：碳市场伴随能源转型而生，经济发展如何影响能源转型？

梁朝晖：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有两大驱动力，一是城市化，一是工业化，都需要巨大的能源供给支持。在消费品工业占主导的时代，生活水平较低，能源消耗量不大。中国加入WTO后，工业化、城市化进程加快，需要大力发展基础设施，就必须依靠原材料工业。而原材料工业的能源强度高，碳排放强度也高，带来的环境约束开始加强，因此，国家提出了节能减排和相关约束性指标。如今，基础设施发展已经进入“新基建”的阶段，工业能耗增速放缓，同时，随着人们生活品质的提升，生活和服务业用能增加，且具有刚性。

以上海为例，2000—2010年原材料工业的占比快速上升，十年间能源消费量增长近一倍；而2010年过后，上海大力调整产业结构，发展九大战略性新兴产业，提高装备制造业的产业比重，最近十年的能源消费量仅增长10%左右，进入平台期。未来，能源工业既要满足经济发展对能源的需求，也要通过逐步提高可再生能源比重，减少能源面的碳排放。 

记者：中国发展碳市场是为了实现什么目标？

梁朝晖：中国的碳市场建设自2011年开始，伴随能源转型而生，是以实现“双碳”为目标的约束性政策，与其他激励性政策构成一套政策体系。经过十多年的努力，国家在核算统计清楚企业能源消费、碳排放的基础上，针对电力这类高碳排放行业发放配额，如果参照欧盟等国外的碳市场，未来可能进一步扩大产业范围。 

从本质上讲，碳市场是一个政策产物，主要为实现“双碳”目标服务，而非一般买卖交易的商品。碳市场作为约束性政策，可以倒逼电力企业降低碳排放，而激励性政策则可以鼓励相关产业在生产端、应用端的发展，比如近年来光伏、风电产业的快速发展，产业政策推动了技术进步和成本下降，加快了新能源在中国的大规模落地。总之，约束性政策和激励性政策共同构成一整套政策体系，在推动企业实现节能减排、能耗双控的同时，也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。 

记者：中国企业都是如何参与碳市场交易的？

梁朝晖：目前中国的碳市场交易主要针对的是电力行业，交易前，政府将规定时期内的碳排放额度即碳排放权，分配给重点排放单位。如果A企业加大研发投入、开展技术创新，实际碳排放低于配额，就可把剩余的碳排放权在市场中出售；如果B企业碳排放超过配额，就需要以市场价格从其他企业购买碳排放权，以抵消超出的碳排放。 

此外，国家核证自愿减排（CCER）是碳市场的补充机制，它自2017年暂停后，有望今年重启。CCER指的是，将温室气体减排项目（可再生能源、林业碳汇、甲烷利用等）所吸收的二氧化碳，进行量化、核证、出售，相当于企业对减排的贡献可以得到规范认证。比如，企业对风电、光伏等相关设备和运营的成本投入，通过CCER交易进行出售，从而鼓励企业继续加大对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投资。 

记者：除了电力企业，哪些行业也应该重视碳市场？

梁朝晖：首先，对于电力企业，排放额度给了他们从火电为主向可再生能源转型的压力，同时可以通过市场购买或出售，让这一压力有了价格弹性，而不同于行政性指令。其次，对于原材料工业，如石化、钢铁、建材等高排放行业，未来也可能被纳入碳市场，因此需要提高重视。另外，对于能源装备产业以及能耗大的产业，如运输类企业也应关注碳市场。

记者：为什么中国碳市场缺乏活跃度？发展碳市场需要对标国外吗？

梁朝晖：我认为，碳市场活跃应该是一个结果，而不是一个目标。中国的碳市场不是通过交易实现经济利益，而是倒逼企业减少碳排放实现“双碳”目标。如果快速减少碳排放配额，会推高企业成本，最终要么通过价格传导到终端，最后由消费者买单，要么增加企业运营成本、降低利润，甚至导致亏损。比如，欧洲碳市场免费额度缩小后，企业需要付出更多资金购买碳排放配额。

欧盟现在是全球最大的碳市场，从试运行到正式运行，也经历了多年的发展，我们可以借鉴它在制度方面的经验。但我认为，中国碳市场现在主要考虑的还是如何通过政策组合拳形成优势，让碳市场和CCER、绿电交易等政策手段互为补充，协同发展。未来，碳市场很可能会受到CCER、绿电交易的影响，比如有些企业的风电、光伏投入可以被认证为CCER或绿电，就不需要再购买过多的碳排放配额。

因此，我们的碳市场无需对标国外发展，也不具可比性。但从发展目标看，全球的努力方向是一致的，就是调整能源结构，我们在这点上具有一定的可比性。从《世界能源统计》数据来看，中国是全球风电、光伏、水电等可再生能源应用规模最大的国家。同时，中国也是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装备生产国，为中国和全球的碳减排事业提供了产业支撑，离开这些产业讲碳政策就是无本之木、无源之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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